发布日期：2020-01-18
新年伊始，跟前几年一样，雾霾又席卷大半个中国。这些天，华北，东北，华东不断陷入重霾（见下面三图）。这几年治霾我们不可谓不努力，从超低排放的快速推动，到煤改气，煤改电，冬季停产限产，到山东临沂关餐馆，河北临漳禁止蒸馒头等，各地使出浑身解数，把企业和老百姓折腾得够呛。但雾霾依然，说来就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十多年前，我们的污染物指标比现在高得多，但没有这么重的雾霾，我们现在把典型的大气污染物-硫硝尘控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，雾霾反而比以前重了呢？
2020年1月4日的雾霾指标图
2020年1月12日的雾霾指标图
2020年1月15日的雾霾指标图图片（所有图片摘自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网站）
我们的治理技术和思路出了问题！正如IFCE 的专家们在2014年就指出，雾霾的爆发是不完善的湿法脱硫工艺所引起的，加上这几年又搞超低脱硝，虽然氮氧化物下降了，但喷了不少氨水，没有完全反应的氨，逃逸到大气中，使大气中氨含量增加，又加剧了PM2.5 的二次生成。
这个问题讨论了两三年，行业内应该是比较清楚了，各地也纷纷采取行动，要求治理脱硫后排出的“有色烟羽”。但环保部前不久叫停了各地的“有色烟羽”治理，要求“对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电厂，不得强制要求治理‘白色烟羽’”， 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，有企业的利益，行政部门的面子，以及专家的不作为和乱作为。
首先是利益问题。电力系统是国内率先弄脱硫的，湿法脱硫从欧洲，日本引进，成本低，效率高，很快得到推广，但在使用过程中，为了省事省钱，取消了必备的烟气升温器（GGH），造成烟气性质发生改变，从排干烟气到排湿烟气，从高空排放到低空排放，所以 2012年底脱硫设施全面启动后，2013年初雾霾就铺天盖地的爆发了！为了挽救这一失误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，电厂接受财政补贴，开始推行超低排放，在短短的三年内，硫硝尘的排放就低于欧美的电厂，雾霾得到一定程度的减缓。尽管雾霾和传统的污染物-硫硝尘有关，超低排放能够控制住一部分雾霾因子，但雾霾的爆发更多的是烟气里的湿度和超细颗粒物 （所谓 ‘可凝结颗粒物’)所致， 超低排放并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。而且，在脱硝的过程中，过量的氨水造成氨逃逸，使大气中的氨含量增加，加剧了大气中气态污染物向颗粒物的转化，所以尽管单个电厂的传统污染物降到很低， 但反应到区域雾霾治理的效果上却打了一个大的折扣。
现在要电厂继续治理 “有色烟羽“， 电力系统是非常不愿意。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，目前有的地区要求升温脱白（上海，浙江）， 有的地区要求冷凝降温，降低湿度和烟气里超细颗粒物 （河北，天津等），二是也没有补贴了，大部分电厂目前效益都不太好，要他们自掏腰包来治理，经济上有些压力。所以，作为一个利益集团，电力系统是反对治理 “有色烟羽”的。而电力系统是很有话语权的，这就是为什么环保部的文件里，专门说电厂超低了，就可以不做了，没有说钢厂，焦化厂超低了可以不做。电力系统惹的祸，现在却不愿意买单！
国家层面的行政主管部门一直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面对“有色烟羽”，一方面是因为当年取消了对烟气排放温度的要求，也是主管部门同意的，如果说这是个大错，一些官员的面子会很难堪，二是主管部门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， 认为排放标准都世界最好了，雾霾肯定会治下去，但不知 “按住葫芦起了瓢”， 硫硝尘是降下去了，指标也领先世界了，但治理手段带来的副作用，却抵消了大部分治理效果。
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专家层面。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政府已经非常注重专家的意见。一些大的决策，都是经过专家讨论形成的，雾霾治理也是如此。但在雾霾成因分析和治理雾霾的问题上，国内主流专家的表现，却是让人大跌眼镜！
在这几年雾霾爆发的原因和治理路径的讨论中，大概有四类专家。一是针对某一具体或单一问题研究的专家，对雾霾爆发的原因和治理路径提不出太多的意见，二是对雾霾原因有研究的，能够看到问题，但不愿意得罪利益集团和一些权威，不愿意直接指出的，三是有一定研究的，有一定话语权的，但为了维护某些利益或者自身的权威，把事情倒过来说的，四是有深入研究的，或者有丰富烟气治理经验的资深工程师，虽然话语权不够，但敢大声呼吁的。
电力系统的某些专家是属于第三类的，这两年他们为了推脱电力系统的责任，不断的说“白色烟羽”主要是水蒸汽，“脱白”是为了“美容”，不但在公众中造成混淆，甚至弄到环保部门也为他们背书，活生生导演出一出二十一世纪的“指鹿为马”的丑剧。
还有一些专家，位高权重，但不知是知识老化，还是利益影响，面对清晰的雾霾成因的证据，视而不见，总找些陈腐理论来说事，一会儿污染强度过大，一会儿产业结构偏重，最近又推出什么气候变化导致了雾霾，前两个倒是事实，但不是雾霾爆发的主要原因，而气候变化是几十年，上百年才看到效果的，难道这六，七年华北和东北地区气象条件发生巨变，湿度大增，风力大减了吗？由于这些专家有话语权，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，对主管部门影响很大，导致积极有效的雾霾治理政策迟迟不能出台。
还有就是国家级的“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”，成立两年了，每次解读重霾爆发过程，他们分析的原因总是“高湿气象条件下，气态污染物二次转化和颗粒物吸湿增长，推高了PM2.5浓度峰值”，提出的措施也总是“针对燃煤源二氧化硫及工业氮氧化合物排放加大管控力度，将有助于降低PM2.5 浓度峰值”，殊不知，2018年，京津冀和长三角的主要城市，二氧化硫超标天数已经到零了，二氧化氮超标天数比例也只有0.8% 到2.2%。还在折腾这两个指标！这个中心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治霾措施。
向齐鲁工业大学的周勇研究员那样的专家是少之又少，一方面分析严谨，数据详实，能够确认“有色烟羽”的排放和氨含量升高是导致雾霾久治不愈的主要原因，另一方面，积极呼吁，提出对策，有力的推动了对雾霾原因的探讨和治理。还有一批在一线治理的工程师，他们富有经验，不但指出问题，还在积极探索更有效的方案，开发创新技术，遗憾的是这些专家话语权不够，得到的资源也很少。
又是新的一年，雾霾仍然是挥之不去的痛！一方面我们要为环保部门的努力点赞，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超低排放远不是治理雾霾的终点，我们还要治理有色烟羽，还要削减可凝结颗粒物。为了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，我们必须放弃部门利益，为了成千上万失去工作的人们，我们必须丢掉廉价的面子，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我们的专家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！
